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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:文革对未成年人泯灭人性的驯化

亲历者:文革对未成年人泯灭人性的驯化

未成年人,是当今最盛行的说法,有的国家定为20岁以下,有的国家是16岁,而在我国,目前定在18岁以下,并有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颁布。不过,在我小的时候,根本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这一说,还竭力鼓动少年儿童向大人看齐,不惜生命与阶级敌人作斗争、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财产、远离父母上山下乡、放弃学校学习去「三大革命实践」中锻练、坚决与有问题的家庭划清界限,而在文革中,学生批判老师、孩子揭发家长、晚辈斗争长辈,更是社会生活的主流。

放弃读书崇拜领袖批判老师斗争长辈

文革发动那年,我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。三年级以前,学校还要求我们见了老师要鞠躬,我鞠躬很到位,经常受老师表扬。1966年以后,不但向老师鞠躬不需要了,而且优秀老师几乎都成了批判对象。我就读的府学衚衕小学一连揪出了多位老师,其中,校长是走资派,被剃成阴阳头,她的儿子姓高,和我同班同学,从此就不来上课了;和蔼可亲的王立人老师成了军统特务;还有一位教体育的田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,据说在三年饑荒时期曾泅渡投敌,但没游过去;我的班主任孙纹綉,温文尔雅,对待我们如慈母,最后也被停课接受批判,原来她的父亲是孙良诚,毛选里点过名的人物。

我哥哥与我同校,他的班主任姓王,经常来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,身边还带着一位智障女孩,也是我哥哥的同学,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女儿。智障是近些年从台湾传来的称呼,过去我们用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辞彙,比如傻子等等。王老师的牢骚也让我记住了另一种声音,她说小学校长才是科级,怎幺也是走资派?孙纹綉从前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,怎幺会反革命?但王老师很快就不来串门了,因为打砸开始了,各种反党集团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被揪出,社会混乱不堪,最后连那位智障同学的父亲也成了「杨余傅反党集团」的头子,她不知去了哪里。

文革开始,课本也停用了,我们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主,再加点算术,音乐课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内容,老师教的第一首歌是《阿瓦人民唱新歌》,用一架风琴伴奏,旋律很好听。那个年代,「学会的第一首歌是《东方红》,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」,是全国人民经常使用的套话,报刊上用,发言时用,连小孩子都会用。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是《阿瓦人民唱新歌》,虽说这也是一曲讚歌。

有一天,学校门口开始重新设计影壁,一位美术老师站在那里日夜毕恭毕敬地作画,没多久,油画「毛主席来安源」在我们学校也複製成功了,这幅画当时普及全国各个角落。从此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早上一进校门就要向这幅画鞠三个躬,然后凑在一起高举《毛主席语录》,呼喊: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、万寿无疆、万寿无疆,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、身体健康、永远健康!祝福三遍是必须的,还要高唱《东方红》,进了教室上课时再唱《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》,放学时则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有一段时期还要背诵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》。坐在教室里的标準动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下方,将语录封面朝外,放在胸前,目视前方,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时的统一动作。

那个年代,除了领袖像遍布任何场合、任何地方外,就是像章大氾滥,五花八门、各式各样,不仅人人胸前别着一个,家里还都有几十个、上百个、甚至上千个。我们院里有个历史系教师自己在家开作坊,专门製作毛主席像章,据他儿子告诉我,一共做了一万多个,什幺材质的都有。前几年,一位部队文工团的朋友去朝鲜访问,回来后大发感慨,他说即使领袖崇拜,人家也比我们严肃百倍。在朝鲜,像章有一定之规,不许乱做,呼喊万岁的声音则是排山倒海,最终汇成一股声音,而他当年多次参加毛主席检阅红卫兵,百万人喊声虽然巨大,细听还是杂乱无章、此伏彼起。

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,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,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,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、新人大的、红梅战斗兵团的,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,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「黑帮分子」「走资派」「叛徒」「特务」的文字,还有漫画,传单撒出去后,街头大人蜂拥而上,争抢传单,看了这样的情景,我们的心裏很过瘾。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,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「百丑图」,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漫画像,从刘少奇开头,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,孙纹綉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,她见到后很不满,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。

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,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,扎着皮带,还骑着自行车,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,插着腰。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。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,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,打群架,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,是个高干子弟,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,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,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。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,什幺如今最流行,从他那里,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、以后还知道了「拍婆子」。那时戴绿帽子很盛行,一次,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,也是绿的,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,扎上去很帅气。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,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,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。李大哥知道后,问了被抢的位置,第二天便要了回来,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。但没多久,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,被定为「联动分子」,后来又听说被释放,最终也没再见过。

文革前,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《红岩》,让我们背诵过《革命烈士诗抄》,在广播里听过《青春之歌》《王若飞在狱中》《革命一家》,看的电影有《满意不满意》《今天我休息》《锦上添花》《红日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,文革开始,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。当时的电影、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「封资修」的毒草,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《60部小说毒在哪里》,读得非常细,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。破「四旧」运动到来时,我家里赶紧将《普希金选集》《日日夜夜》《古文观止》等藏了起来,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,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,这是些由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改编的连环画。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,许多线装书、世界名着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。

小说《红岩》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,我在大字报、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,印象很深。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複杂,老师、叔叔、阿姨还有外面那幺多人都是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,连《红岩》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,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、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、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,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,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。那个时期,大人都投身文革,小孩基本没人管,想管也管不住了,打架、砸玻璃、起鬨,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。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,从前称作铁狮子衚衕一号,所以大家都叫铁一号。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,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,弹弹弓,欺负谁家的孩子,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,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,就会跟蹤、尾随。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—灰楼,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,全被砸碎了;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,老师根本管不了。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,警察不时跑来,又照相又侦查,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,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,其他模模糊糊,其实就是乱写乱画。

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。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,脖子上挂着大牌子,在院子里绕了一圈,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。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,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,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。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,低头对着大门,一斗就是几个小时。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,就将几把椅子、凳子摞起来,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。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,因为工资被冻结,实在没钱买东西吃,饿极了,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蔘果,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。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,好像演杂技那样,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,他说,这样才能让大家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。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,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,或疾驶而去,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,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,反扭着胳膊,呈喷气式模样。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高音喇叭,插着红旗,一路呼喊着打到、砸烂的口号。

在学校里,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,大约快50岁了,以前她从未教过我,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。每次在台上,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「喷气式」。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。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,上台批判田老师。那次批判会,我脚穿翻毛皮鞋,说到激愤处,猛一跺脚,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,以为我会踹她一脚。

文革发动没多久,红卫兵还将「勒令」贴到了我家门口、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,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。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,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「地富反坏右」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,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,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,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,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。临行那天,祖母被剃成阴阳头,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,正好我放学回家,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,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,而我却不敢上前。没想到这一喊,竟成永诀,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,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。当时公安局来电称「畏罪自杀」,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,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,真相一直难辨。那个年代,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,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、反革命,有的被剃成阴阳头,有的衣衫褴褛,有的蓬头垢面,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,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「黑七类」。他们拎着包袱,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,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、扔石块,甚至踹一脚,打一拳。返乡的一路上,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,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。

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,文革期间先被关押,后又送水泥厂劳动。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,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,召集我们全家开会。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,其父是军级干部,所以披件军大衣,趾高气昂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,认清历史,端正态度。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,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。而我家邻居的孩子,只比我大一岁,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。一天,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,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。他的父亲低着头,戴着纸糊的高帽,边走边敲锣,喊「我是黑帮」;而他,则牵着一根绳子,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,嘴里不断高呼: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!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,父母分为两派,姐妹二人各随一派,天天家里争吵不休,互相揭发批判,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。

高喊打倒围观抄家领教武斗下放劳动

那个年代,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、唱颂歌、向领袖像鞠躬、批斗老师、打群架、砸玻璃外,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,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,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,然后游行、学习。最新指示发表、全国山河一片红(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)、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、九大闭幕,我们无不上街庆祝,高呼口号,一直折腾到深夜。我们还参加浩浩蕩蕩的游行大军,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、印尼驻华大使馆、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,嘴里高呼过「打倒吴奈温」「打倒苏哈托」「打倒勃列日涅夫」「打倒柯西金」,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,珍宝岛事件发生后,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,嗓子都喊破了,那条路也早被改为「反修路」。但我也很奇怪,自那以后40来年,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,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,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,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?

打倒刘少奇、打倒刘邓陶、打倒彭罗陆杨、打倒杨余傅、打倒王关戚,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,而抄家,在那时最为常见,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,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,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,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,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,书籍、手稿、笔记本、相册、绘画、书法、首饰、存摺等,都在被抄之列。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,似乎没有一个準确的说法,据我所见,有专政机关,有群众组织,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。那个年月,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,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,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,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,有时只有一两个人,既无证件,也无制服,手持手电筒筒,四下察看一番,然后扬长而去。

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,最厉害的是保定、郑州、柳州、重庆、武汉,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。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,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。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,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,除了飞机,什幺武器都用上了。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,幸亏他用左臂一挡,才保住性命,可手臂却断了,我们因而称他为「断手哥哥」。我和父亲陪着「断手哥哥」去动物园,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,「断手哥哥」告诉我们,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,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。

在小学,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,还有龙梅和玉荣,所以,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: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,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抢救,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,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。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《收租院》,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记录片,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,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,一是水牢,二是大人也喝人奶。经过多少年之后,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,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,化作许多老闆和领导的偏好。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》,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,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: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,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,卖冰棍的把头点,我高兴地说了声,孙子,找钱!

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,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经验,因为我们是小孩子,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。有时请外面的模範人物,也有时就是自己讲。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、狠斗私心一闪,因为讲得过于频繁,所以就拚命想法编故事,不然,无话可讲。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、五分钱,原本想自己揣兜里,拿着买冰棍买糖果,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「要斗私批修」,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,或者老师。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,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,因此,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,以便获得表扬。劳动时想偷懒,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,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,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,永远无法证明。

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,到了1969年,中共九大以后不久,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。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,过了大约半年,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,当时鹰潭称镇,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,由水路抵达锦江镇。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,一个小火车站,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,那年哥哥13岁、我12岁、弟弟9岁,自己照顾自己,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。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,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、挑水、洗衣服,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,

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,是座千年古镇,也是过去的县邑所在地,街道两旁店舖鳞次栉比,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。可惜,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,店舖大都关闭,成了住房。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舖里,面积不小,后面有灶间,前面有铺面,上面有阁楼,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。因为这里潮湿,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,楼下住的是房主,出身地主,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,可算一算年纪,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。

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,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,其中小学只有5年级。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,再加点算术和唱歌,一週还有3天是劳动,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。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,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,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。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,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,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:「我们地解放军好、解放军好、解放军好啊啊啊,毛泽东思想举得高,举得高,举得高奥奥奥……」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,一次,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」。在江西,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。1970年的过年前夕,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,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,他说,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。从那时起,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,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。

在五七干校,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。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,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,父母相距很远,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。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、盖房子的手艺挺高,而且餵猪也餵得好时,难免疑惑,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,知识份子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、五穀不分。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,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。他告诉我,他出身中农,从小就下地干活,都是白天务农,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,耕读是中国的传统。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表很惊讶,听见一位老表问他:陈老师,您的南瓜为什幺种得这幺好啊,我父亲回答,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。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,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,因为质量特别好。

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识塞满一脑瓜

1971年,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,又没多久,发生了九一三事件。

那年,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,进了学校才发现,我居然连小数点、汉语拼音都不会,错别字连篇,好在我不算笨,也知道读书的好处,很快就赶上了,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,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,历史、地理、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。这时,虽说还有考试,但考试不影响升学、无关毕业,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、入伍,就是下乡插队,所以没多少人听课。我们全班30多人,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,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、聊天、瞎玩。

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,我就读的人民中学,后改为165中学,有着百年历史,曾经是所教会学校,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。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,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,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,后来终于走上讲台,依然留着个「特嫌」的尾巴。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,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,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範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。但是,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,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,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,结果,我们学校发生过多次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。

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,共5年,有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物理、外语、农业基础知识、工业基础知识,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、下农村做準备的,后来的经历证明,基本没用。

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,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,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範文,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範文。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,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,所以,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,但都是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《论「费厄泼赖」应该缓行》《「丧家的」「资本家的乏走狗」》《「友邦惊诧」论》《祥林嫂》《孔乙己》这样的文字,经过老师的解读,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、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,从此也知道梁实秋、林语堂、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。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,但像《东郭先生》一类的文章,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。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,我记得选有一篇《杨水才》,因为杨水才的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」精神是毛主席讚扬的,他的「小车不倒只管推,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」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。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,只读毛主席着作,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幺课,回答是从猿到人,他马上批评道,讲那些干嘛,还是讲讲咱们的「老三篇」。

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,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,如何上外语课?老师只好劝导大家,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,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。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,还有一篇课文《半夜鸡叫》,里面别的没记住,可周扒皮的那句话:起来,干活去,你们这些懒鬼!人人都会。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,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,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,我们也记住了,因为他说朝鲜战争时,这句英语被改成「葡萄糖一根儿」,教会了所有战士,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「葡萄糖一根儿」。

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、义和团、五四运动,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、八一南昌起义、井冈山会师、五次反围剿、长征、遵义会议,那个时代,10次路线斗争,人人了如指掌,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,是我们的基础知识。抗日战争,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、积极反共,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。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,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出现在电影院里,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,至于南京大屠杀、台儿庄战役、慰安妇,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。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,连被歼灭人数、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,但「九一三」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。

文革前,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:时刻準备着!而文革期间,全国人民,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,「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、準备打仗」自始至终响彻云霄。前些年,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,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,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。可以说,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拉练这个词,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,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、跑到郊区拉练,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、背背包,双腿肿痛、脚底磨泡,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,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。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,有一段时间每週下午都在那里挖掘,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,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,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。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。为了配合战备,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,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,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,如何亡我之心不死。

文革里的战备教育让我们的战争意识深入骨髓,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,许多人与我一样,在地震那一刻都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。事实上,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,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斗以外,境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,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境外朝鲜和越南进行的。而60多年来让中国大陆死伤惨重的一是大跃进、二是文革,还有就是大地震,几次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地震防备的基本教育,每次地震都让老百姓措手不及,不知如何应对。

忆苦思甜是我们经常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。忆苦,是让我们知道「三座大山」压迫下的旧社会,国民党反动派、资本家、地主老财,无恶不作,贫苦人民忍饥挨饿,牛马不如;思甜,是让我们明白,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因此要感谢毛主席。我们吃过忆苦饭,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,还听老工人、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,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,所以不生动、也不感人,儘管大家口号震天,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,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。尤其是忆苦饭,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,天天吃窝头加盐水,而且还吃不饱,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。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,叫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」,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。那时对外主要教育我们仇恨苏修、对内主要仇恨刘少奇和林彪,而刘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,回到旧社会,让我们「吃二茬苦、受二茬罪」,所以,忆苦也是为了加深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儿罪恶的认识。

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,身在西下洼、放眼全世界,是我们的座右铭,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、听广播,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。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,却特别细緻,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。

美帝,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,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,全国所有舆论10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,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、撕毁合同、逼中国还债,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、觊觎我国领土、随时可能来犯,这些话语,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。尼布楚条约、瑷珲条约、天津条约、北京条约、伊犁条约等等,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。

印度支那三国四方,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,可那个年代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知识,还一再被列入考试的内容,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。越南是「同志加兄弟」,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,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、长征、範文同、武元甲、黎德寿,我们耳熟能详,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黄晋发、阮友寿、阮氏萍的名字,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、广播里。

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,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。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,波尔布特、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;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、莫尼克公主、宾努首相,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,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「努克」、美丽的莫尼克、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,欣赏美景,吟诗作词,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,他们的行蹤几乎都拍成了记录片;先是朗诺、施里玛达集团,后是洪森、韩桑林,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,其实这些人长什幺样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,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。

寮国的苏发努冯亲王、富马亲王,当年念起这些名字,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;澳共(马列)主席希尔,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,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,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,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。朝鲜是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」,但那时好像中朝关係不如中越显得那幺热烈,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,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,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、评法批儒、评《水浒》批投降派的来电。

阿尔巴尼亚是「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」,「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,中阿两党、两国人民……」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,旋律上口,人人会唱。地拉那,阿尔巴尼亚的首都,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,回答都说不知道,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?霍查、谢胡,连国防部长巴卢库,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,后来,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,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。

中国当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、朝鲜、阿尔巴尼亚,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,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,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,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,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。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,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。回想起来,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,口号白喊了、援助白给了、仗白打了、人白牺牲了、歌也白唱了,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,我们受骗上当不说,还打肿脸充胖子,反不如以后的中美、中苏、中日关係,获得的好处特别多。其实,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,作用不小,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,完全是靠「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」的。

我在中学时,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,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,读了一堆的马列原着,读过之后的感觉是,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,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,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。文革前期,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着作外,几乎没书,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,文革后期,随着批林批孔、评法批儒、评《水浒》的运动,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,儒家都是「供批判用」,法家则是为了学习,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,这让我读了不少书,买了不少书,如果不看前言,不看套话注释,还是开卷有益。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,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,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,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着作,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,最后不欢而散。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,社会没有那幺严酷,他没有因此被批斗。

文革时期,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,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,二是中央文件,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。每项指示一出来,都有特定所指,但常常语焉不详,颇费揣测。文革后期,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,明争暗斗,此消彼长,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,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,这是指谁的,那是批评谁的。例如「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,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,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,不要只提一项,放过另一项。「」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,有些人自以为懂了,其实不大懂,自以为是,动不动就训人,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。「」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,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。「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,不仅老师、父母、邻居在议论,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。「走后门」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,似乎干什幺都会想到「走后门」,招工、当兵、逃避上山下乡,买紧俏商品,都有人「走后门「。售票员、驾驶员、邮递员、保育员、理髮员、服务员、售货员、炊事员,这「八大员」是当时最好的工作,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,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,让父母提前退休,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。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,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,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幺后门,只得作罢。

文革后期,除了8个样板戏外,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,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,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,也有旧作新拍,浩然是那时最着名的作家。不过,包括8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,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麵人物,而且语言也有味道,不那幺乾瘪生硬,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,如刁德一、胡传魁、鸠山、钱广、马小辫、松井、汤司令、胡汉三,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「马尾巴的功能」的教授。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《虹南作战史》,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,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,也是最着名的儿童片,可现在看来,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,实在是「儿童不宜」,不知为什幺,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,说是爱国主义。对电影《决裂》,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。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,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,看,这就是资格!我想,既然如此,那何必叫大学?乾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!实际上,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。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,他告诉我,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,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。于是我就发问:那这个大学又有什幺意义?我也常想,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,是小资产阶级,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,那为什幺不取消大学和中学,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!何必费了那幺大劲,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,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?

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幺几部,观众都是来回欣赏,情节烂熟于心,如苏联的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;朝鲜的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《卖花姑娘》《南江村的妇女》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《永生的战士》,其中的「600工分」(《摘苹果的时候》),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「你拿的什幺书」「歌曲集」「什幺歌曲集」「阿里啦」(《看不见的战线》),印象最深;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,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,「天灵灵地灵灵」一直难忘。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,《海岸风雷》《地下游击队》《宁死不屈》《广阔的地平线》《勇敢的人们》《第八个是铜像》,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。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幺值得称道的,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,朝鲜电影有爱情,苏联电影有生活,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,所以,我们百看不厌。

看内部书、欣赏内部电影、去内部书店,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。我读过的内部书有《林肯传》《拿破仑传》等,邻居王金陵是王崑仑的女儿,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,她翻译的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,前面标明供批判用,我反覆读了多遍。日本电影《啊,海军》《山本五十六》《日本海大海战》《联合舰队》等内部电影,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,就是荣耀,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,讚不绝口,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幺仇恨,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,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,在学校轰动一时。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,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範大学图书馆工作,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,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,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、买书,一看就是半天,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,夸奖我会买书,物美价廉。我买了《于湖居士文集》《苏东坡文集》《经传释词》《经籍纂诂》等,最高价2元5毛,最低价5毛,都是线装书,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,以浏览为主,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。

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,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準登上讲台的,有的留日,有的留美,有的留德,都会三门、四门外语,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。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,被定为「特嫌」「有严重历史问题」,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,我至今未忘。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,很替他们遗憾,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,算是白白耽误了。

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,与老师过不去,与考试过不去。开始是斗老师、打老师,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,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,运动不停。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、批判《园丁之歌》,到学黄帅反潮流、学张铁生交白卷、批师道尊严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,老师始终是靶子,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。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,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,我在班里算个写手,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,所以,黑板报、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。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,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,我只得写了一张「令人髮指的教育」,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。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,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,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,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,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,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,可我实在找不出什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,因此,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。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。

邓小平主政以后,整顿工业、交通秩序,遏制了文革以来长期存在的派性斗争,改变了许多地方和行业的混乱局面,社会生活趋于好转,这让当时的人们都对他心存感激,佩服他的能力。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,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。一是对周荣鑫的批判,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;二是刘冰等人向毛泽东告发迟群、谢静宜,受到毛泽东的批评,说矛头是对準他的,周围的邻居都说这两个人何德何能,居然能掌管中国最高学府,还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领导,无非就是近侍嘛;三是连《创业》《海霞》这样的影片都曾通不过,令我们感觉莫名其妙。

1975年11月下旬,因为刘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泽东的批评,「批邓,反击右倾翻案风」开始,当时北京很多部门都在开「打招呼会议」,会上宣读了《打招呼的讲话要点》,其中的话,我记得非常清楚:「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,是当前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。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。」「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,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。」从此,社会上谣言四起,不满情绪日益明显,连我内心的反感也在增加。

从那时起,我一步步走向醒悟。